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历史与问题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adigm of Marx’s Phil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ext,History and Problems:”Young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21st Century

作者简介:张丽霞,江苏师大哲学范式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发信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6年第2016总第5辑期

原发信息:《教学与研究》年第20181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直接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思想进行文本和文献的研究,根本目的则是通过对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文献研究来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服务。深度概括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需要。以文本为依据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称之为文本的视域特点,以文献为依据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点称之为文献的视域特点,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回归文本文献本真理论形态研究的特点称之为历史的视域特点,按照当下时代背景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特点称之为当代的视域特点。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问题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该问题的讨论依赖大量马克思未发表文本,充满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是对抗,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以“青年马克思”为切入点,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形成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本类型,系统梳理“青年马克思”研究不同模式的历史更迭,在阐释模式反思、思想语境重构、问题意识转换中,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将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坚实学术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研究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本分类/“青年马克思”研究五阶段/问题意识

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都会呈现出自身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对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并不熟悉,绝大多数人认为,文本文献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文献中感知经典作家的真实思想。这种理解,极大地遮蔽了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意义和价值。因为,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文献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而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思想的还原。当然,还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思想也是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任务之一。纵观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著作,我们认为,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研究视域之上。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新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6MLB006)的阶段性成果。

一、文本的视域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也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在此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因其特殊的思想史境遇和复杂的文本依据状况,在近一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阐释中扮演了关键性的理论角色。在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文本存在方式,梳理马克思思想形象建构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理解模式的历史承转,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问题新视角重新回顾“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探索和思想成长之路,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将呈现出新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所谓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文本视域,即是指以文本为依据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是经典作家理论和思想的物质载体,亦可理解为典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场和出场的载体。文本或典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理论创新的深化,人们必然会越来越重视典籍考订和文本研究。典籍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与西方抢夺马克思主义著作话语权的主要阵地,牵涉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很多,比如,《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很好地记载和表达了经典作家们的理论观点。所以,研究者只有着眼于经典作家的文本的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对经典文本中理论和思想发生、发展、完成的整个过程加以理解和把握,才可能深刻理解并正确阐释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从文本的视域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中国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程,抢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文本视域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定意义上理解、抢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就是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引进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是最为基础的工作,即只有在此文本基础上,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和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针对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条’误导工农干部和革命大众的教条主义错误,1938年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设立专门的翻译部组织翻译马恩经典著作;1949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主要翻译俄文的经典文献;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改革开放新时代,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和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这即是说,经过无数人长期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一跃成为世界上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全集》(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马列主义文库》、《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如此丰富、全面的著作翻译文本,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基础。

威尼斯游戏网站,一、出版物、修订版、遗留稿、译文版:文本传播中的马克思形象

从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学术成果角度看,许多著作都体现了以文本为视域的特点。由孙伯鍨、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中以《资本论》文本为依据,分析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论(主要见于第六章、第七章)。在该书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以及文本的结构,以此来阐发《资本论》的主题和思想。比如,作者认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使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计划有所缩小:不再专门写作六册计划中的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第二和第三册(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并入了第一册。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却得到扩展,不仅地租和工资问题被包容进去,而且原定为第一册后第三篇的内容‘竞争’、‘信用制度’和‘股份资本’也被囊括进‘资本一般’的框架结构中去了,甚至原定最后三册的有关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往往随时随地得到探讨”。③《资本论》最后形成的四卷结构,完整地表达了其理论和思想,使得其经济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即是说,对《资本论》文本结构的分析,既有利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梳理和把握,更有利于对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的理解与阐释,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并不仅仅局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此来说明该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和发展,还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他不但研究了以‘集中地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研究了法律观念、政治观念、宗教、艺术、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④,作者从《资本论》文本出发,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文本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得马克思理论和思想的分析有理有据,论证严明,逻辑清晰。不仅如此,作者还从文本的内容方面进行了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整理和总结出《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历史过程的理论,并以相关文本的研究为线索,勾勒出其思想、理论形成、发展和最终确立的过程。如此研究成果,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可见,准确和真实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和理论,对其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是不容回避的。当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文本,应当将不同的文本相结合进行研究,对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考察,厘清其内在关联,深度把握“整体马克思”,这是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⑤

毋庸置疑,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推进,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在具体的学理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索离不开对于传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梳理和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原原本本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学术思想成果的批判性借鉴。由于特定的历史机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文本和《资本论》手稿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进展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老一辈学者的推动和引领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果。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也被摆上了台前案头。作为文本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进行分类,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而且在更深一个层面上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总体进程的理解。

张一兵教授在其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区分了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的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以往的研究中,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献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新路与缘起语境。[1]对于笔记、手稿和书信的推崇,反映了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尝试在文本研究中自觉回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原初进程,以文本作为重要的中介和载体,进入马克思学术探索的理论深处。同时,之所以要区分三类文本并突出笔记、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还同研究中曾经存在的“错误引导机制”,即认为在第一、二类文本同第三类文本之间存在着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以及由于客观历史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笔记和手稿,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逐步公开问世有关。[1]

这就提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回到文本本身”,不仅要关注文本,而且应自觉思考文本向我们的呈现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教授在其日后的研究中,还曾经提出了包括“拟文本”、“构境论”等一系列与文本研究相关的新概念、新方法。尽管这些概念的提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那种从文本推进到思想史,从思想史推进到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探索的思考,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近年来MEGA2编辑工作的推进以及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化,另一种新的文本分类方式也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这就是以马克思不同时期的形象建构①为导向,以马克思理论文本出版问世的方式为线索,对马克思文本所进行的分类方式。可以说,这种分类方式的依据是马克思文本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概而言之,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可以据此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文本是马克思在世时,由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问世的著作。这是现存马克思文本中最为庞大的一部分内容,也是一般意义上为大众最为熟知的部分。从早期《莱茵报》时期的作品,到《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经过《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其后1850年代卷帙浩繁的政论文章,以及《资本论》第一卷的公开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研究分析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直接反映马克思不同时期理论发展的同时,还折射出特定思想史语境中马克思与其理论对手和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微妙关联。因此,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创作、修订并公开出版的著作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马克思著作,而必须对后面第二类和第三类文本的分析加以仔细甄别。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学界已经认真关注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比较问题,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修订再版时所发生的术语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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