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陈寅恪,李济为何是讲师而非教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向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

威尼斯游戏网站,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
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宓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寅恪接电后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须多购书。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加以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复协商。6月25日,吴在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设法予以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才于同年12月18日携俞大维的宝贝儿子俞扬和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华园。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征、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几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力气”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须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的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征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这段妙趣横生的“梁曹对”,是蓝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记录的,内中是否添加了枝节不得而知,但蓝文征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对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陈寅恪一封几百字《与妹书》征服梁启超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江苏阳湖的赵元任家族虽与陈家无直接瓜葛,但赵的夫人杨步伟家族却与陈家属于旧识;而王国维与梁启超皆为陈家旧识并私谊甚笃。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总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便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圆。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干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的身份从容登上清华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不明就里的后辈学人也多有“以古观今”,论及大学门槛之难进,当权者只看学历证书而不观受聘者本人之学问如何者。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说,抗日战争后期,已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护送六叔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谈起欧美教育来。封雄好奇又不解地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的具体实践吧。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来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数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由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打着“克莱登大学”毕业生的牌子混迹于社会各界者不乏其人,陈寅恪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但此事正如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唐德刚教授所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是“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也就是说,专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不求硕士博士帽子,名门出身、具有强大人脉背景和人际交往资源的陈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别是偏远地区贫苦劳动人民的孩子就做不得了。1935年,当清华毕业的夏鼐考取公费留学生准备出国时,就前往国度、学校、专业、学位等问题,请教老一辈留学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时已名满天下的李济。李济表示:“学位无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尔。”这里说的稍占便宜,当然包括像陈寅恪迈进清华门槛之类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从后来他入清华研究院看,显然比陈寅恪轻松和自然得多。
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陈寅恪
从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推荐陈寅恪之际,同时推荐当时在学术界已是名流俊杰的柳诒征、汤用彤等人情形看,决定谁进门谁出局命运的终裁权,是捏在校长曹云祥一人手中的。曹氏毕竟也算个知识分子或读书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几年后有了与陈寅恪相遇的机会。只是,在陈寅恪能否迈入清华大门的问题上,曹一开始还不明就里,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吴宓、梁启超等问这问那,关注被荐者的学位与学问之高低大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曹氏才幡然醒悟,发现此事已与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多大关系了,真正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的却是陈寅恪这位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和主事者眼中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健步走入清华园时那挺起的胸膛,柳、汤从朦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至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摘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全新修订版,岳南著,岳麓书社2014年5月出版)。

  “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关注与研究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从蔡元培到胡适》《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等作品。

  1925年 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从清华国学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尚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在此发挥了交叠的作用。

  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遂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段历史公案。

  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说法,一种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费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以威天下。

  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费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弃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

  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

  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这一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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